观点|王法明：尊严经济学迈开经济以人为本的关键一步

5月17日下午，第一届尊严经济学研讨会在北京先知书店如期举行，来自经济学界、法学界、媒体界及退休公务系统的资深人士齐聚一堂，冒雨赴会、各抒己见，围绕尊严经济学的起源、概念、范畴、创新与时代意义展开了充分研讨。

这场思想的碰撞，不仅让尊严经济学这一新兴理论走出书斋，更标志着人类对经济发展的认知，正从“为经济而经济”的工具理性，向“为人的尊严而经济”的价值理性跨越。

有幸，我也作为参会者之一，结合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当下实践，对尊严经济学的价值与发展路径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它不是对传统经济学的颠覆，而是对经济本质的回归，更是迈开了经济发展“以人为本”的关键一步。

要理解尊严经济学的价值，必先回溯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看清“人”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变迁。经济的本质是交易，而决定交易程度的有三个要素，一是交易物的多少，二是交易范围的大小，三是交易渠道的多样性，但是无论交易的情况如何，人始终是交易的核心。

同时，经济的繁荣程度，从来都与“人”的解放程度、尊严实现程度深度绑定。从原始社会的经济雏形来看，交易物仅限于维持生存的基本物资，交易方式是简单的物物交换，范围局限于部落之内，此时的“交易”仅为生存所需，人尚未形成独立的主体地位，更谈不上尊严可言，经济只是人类生存的附属品。

奴隶社会是经济进入低级阶段的标志，国家的出现催生了规模化交易，交易物从生活必需品延伸至战略物资，甚至出现了奴隶的买卖——作为人的奴隶，被剥夺了所有人身权利，沦为奴隶主的私人财产，其价值甚至不如一头牲畜，“一头驴能换六个奴隶”的残酷现实，印证了奴隶制度下人的完全物化。此时的经济发展，以牺牲人的尊严为代价，交易的繁荣只是奴隶主财富积累的工具，与“以人为本”毫无关联。

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成为主导，国家与社会日益成熟，经济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作为社会主体的农民，被土地牢牢束缚，自耕自足的生产模式本质上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物质供给和农民自身的生存需求，手工业的发展不过是小农经济的点缀。此时的农民，虽摆脱了奴隶的物化地位，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但始终被禁锢在土地上，缺乏自主选择的权利，生存仍是首要目标，尊严的实现仍处于极低水平。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的浪潮推动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交易物极大丰富，交易范围扩展至全球，交易渠道从线下延伸到线上，从传统集市发展到直播电商，经济成为左右全球发展的核心力量。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崛起，中产阶级逐步形成，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中产阶级的出现，意味着人开始拥有独立的生活、自主的选择，人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凸显。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是资本逐利，工人阶级仍面临被压榨、被剥削的困境，“工具人”的宿命尚未彻底打破，经济增长与尊严实现之间仍存在巨大鸿沟。

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目前仍遥不可及，但为经济发展指明了终极方向——物质极大丰富，实现按需分配，人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尊严得到充分实现。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脉络清晰表明：经济的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人的解放过程、尊严实现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而尊严经济学的提出，正是对这一历史规律的深刻总结，更是对经济发展目的的重新校准。

经济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为人民服务，追求作为人的生存权和尊严。这一观点，既是对经济本质的回归，也是尊严经济学的核心要义。从历史维度来看，人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始终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提升——从奴隶社会“非人的物化”，到封建社会“有限的自由”，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部分的尊严”，人的独立性、主体性不断增强，越来越像“人”，越来越能掌控自己的生活。这种变化，恰恰印证了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为人服务的，脱离了人的尊严，经济增长便失去了根本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的发展并非自发演进，其走向始终由政治决定——也为我们理解尊严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长期以来，我们普遍接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传统认知，但是，我认为对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脉络的梳理，提出了“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全新判断：政治的开放程度、政策的导向，直接决定了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的尊严实现程度。

回顾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这一判断得到了充分印证。在洋务运动之前的3400多年里，皇权统治下的小农经济长期占据主导，手工业虽有发展，但直到明末才出现短暂的“资本主义萌芽”，且规模极小，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营经济——核心原因在于政治上的封闭与权力的高度集中，民众缺乏自主发展的空间，人的尊严和创造力被压抑。

洋务运动之后，中国民营经济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大致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可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洋务运动时期（1861-1895）创办的40余家军工、民用企业，因“官办主导”模式的脆弱性，在甲午战败后尽数覆灭；而民国黄金期（1912-1937），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让民族工业迎来发展良机，年均增长率达到7.7%，荣氏申新纱厂的纱锭数量占全国总量的20%，充分展现了市场自主性所激发的经济活力。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时期（1978-2001），政治上的开放与放权，让乡镇企业从1978年的152万家急剧增长至2000年的2085万家，其贡献的GDP占比从5%攀升至30%；WTO时代（2001-2018），中国积极融入世界，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比从17%提升至45%，华为的研发投入跃居全球第五，彰显了民营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强劲竞争力。

从这一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出，民营经济的繁荣，本质上是“权力让渡市场”“管不扰民，民自富”的结果。只要政治上保持开放，向民众放权，尊重市场规律，保护私有财产，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经济自然会焕发生机，人的尊严也能得到更好地保障。反之，政治封闭、权力过度干预，不仅会抑制经济活力，更会压抑人的主体性，阻碍尊严的实现。这也正是尊严经济学的重要前提：只有政治层面给予充分保障，经济才能真正服务于人，尊严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

由此，我认为：先有经济的繁荣，才会有完善的法治，法治的目的是保障经济持续繁荣，而非撬动经济繁荣，法治只是经济繁荣的“守夜人”，而非“创造者”。这一观点启示我们，尊严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政治的开放与法治的规范，只有实现“政治松绑”与“法治规范”的有机结合，才能为经济发展和尊严实现提供坚实保障。从国际层面来看，朝鲜与韩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同根同祖却因政治环境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和人的尊严实现程度天差地别；国内来看，深圳从1980年GDP仅1.96亿元，到2023年达到3.46万亿元，正是政策先行催生经济增长极的生动案例，也印证了政治对经济和尊严的决定性作用。

尊严经济学的本质，就是实现从“为经济而经济”到“为人的尊严而经济”的转变，这一转变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更是对世界经济学的一次重要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呵护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尊严”，中国梦的核心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人民幸福的最高境界，就是有尊严的幸福——这种幸福，既包括体面劳动，也包括体面生活，更包括改革成果的共享。尊严经济学的提出，正是对这一理念的生动践行，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

从价值层面来看，尊严经济学的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它回归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明确了发展经济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活得更好、更有尊严，打破了“唯GDP论”的片面认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有尊严的生活，正是美好生活的核心内涵。

其二，它纠正了经济发展的错误取向，批判了“为经济而经济”的短视行为——当下，部分国家和地区为追求经济增长，不惜牺牲环境、压榨劳动者，煤矿开采留下贫穷与污染，企业发展导致河水浑浊，食品丰富却暗藏安全隐患，最终出现“经济发展了，肉汤没有了”的尴尬局面，而尊严经济学正是要扭转这种“不计代价的发展”，实现经济与人文、环境的协调发展。

其三，它提升了世界经济学的价值高度，传统西方经济学多聚焦于经济发展的方式、方向和效率，而尊严经济学立足人类共同价值，将人的尊严作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全新的价值指引。

其四，它重塑了经济发展的路径，为未来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经济发展不再是单纯的物质积累，而是要兼顾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尊严权，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尊严的同步提升。

在国际视野中，尊严经济学并非孤立的理论创新。美国顶级经济政策顾问吉恩·斯珀林在2020年出版的《Economic Dignity》（《经济尊严》）一书中，系统提出了尊严经济学的三支柱框架，与我国研讨会上提出的尊严经济学理念不谋而合。斯珀林认为，经济政策的终极目标不是GDP，而是人的尊严，尊严是衡量经济成败的“北极星”。其三大支柱——照料尊严（家庭尊严）、自主尊严（潜能尊严）、工作尊严（尊重尊严），分别对应着家庭保障、人生机会和工作体面，核心就是让经济服务于人，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安全感、意义感和尊严感。与森、纳斯鲍姆偏哲学的尊严理论，以及麦克洛斯基偏历史文化的尊严理论不同，斯珀林的理论更具政策导向和可操作性，其三大支柱直接对应医保、教育、劳工等具体政策，为尊严经济学的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第一届尊严经济学研讨会的举行，正如一场“火种”的点燃，标志着尊严经济学从理论探讨走向实践探索。会上，与会者围绕理论、实践、哲学、未来四个维度展开深度探讨，明确了尊严经济学不是对既有经济学范式的颠覆，而是为市场机制注入人文价值的校准；不是书斋中的孤芳自赏，而是切中时代病灶的真问题。站在历史的维度回望，经济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人的解放与尊严的提升；立足当下，尊严经济学的兴起，正是对经济本质的回归，对“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践行。它提醒我们，经济增长只是手段，人的尊严才是目的；政治文明是前提，法治规范是保障，只有让经济发展真正服务于人，让每个人都能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体面的工作、稳定的生活、自主的选择，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让“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落地生根。

不过，尊严经济学的提出，只是经济“以人为本”的第一步，未来，它还需要建立系统的学术话语体系，培养专业的研究梯队，将理论转化为可落地的政策与实践，让“无尊严，不经济”的理念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尊严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完善，经济发展将不再是冰冷的数字增长，而是充满人文温度的尊严提升，人类也将在经济与尊严的协同发展中，迈向更美好的未来——这，正是尊严经济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

作者：王法明，知名媒体人，新闻时评人，中国法制化营商环境大讲堂副秘书长，神州普法网总编辑。

责任编辑: 王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