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峰：新时代中国诗歌的担当与使命

——兼评王法艇长诗《复兴的钟声》等作品

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幕的当天，中央党刊《农民日报》近一个整版刊发了王法艇的280行长诗《复兴的钟声》，被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中国国家文献馆正式收藏，并被人民大会堂现场记者誉为“当今最具历史感和时代气质的诗歌作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为新时代诗歌的创作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2019年举行的全国诗歌座谈会致辞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历史坐标。习 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 平总 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在新的坐标上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当今中国已经解决了绝对贫困的历史难题，实现了小康社会，开始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是最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如何传承中华诗歌文化，承担起历史使命，抒写伟大时代的历史进程，传播悠久的中华文明，是每一个诗人需要思考的时代命题。读王法艇的长诗《复兴的钟声》及诗集《芝麻开花的隐喻》（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让我们对这一命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知和思考。

王法艇近照

历史性：赓续中华诗歌传统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诗歌大国，有着古老而悠久的诗歌文化。直到今天，中国人的启蒙教育还是从吟诵诗经唐诗宋词开始。五千年的中国诗歌史，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是炎黄子孙、华夏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情感纽带和精神家园。习近 平总 书记2021年在第十一次文代会、第十次作代会上讲：“‘大鹏一日同风气，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伟大诗人李白青年时期仗剑远游时写下的诗句，那时他感受着盛唐的蓬勃气象，胸中鼓荡这凌云壮志。”他进一步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因此，新时代诗歌要赓续几千年中国诗歌的精神血脉，继承伟大的古典传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作出像李白这样能体现时代气象的诗歌，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中国诗歌经过历史的演变，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意象—意境”的情理结构和审美特征。一些艺术感染力很强的意象，往往被历代诗人一再袭用，在共同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基础上产生的意象体系，是一个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意境则是诗人的主观情感和客观物象相互交融而形成的一种审美境界，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王法艇的诗歌创作继承了这一古典诗歌传统，通过典型意象的连缀、组合，营造出言有尽意无穷的悠远意境，激发读者的想象，给予读者以启迪。《复兴的钟声》这首长诗，既袭用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之中的经典语词物象，又聚焦古老中华大地上的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讴歌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巨大能动作用，传达出浓重厚实的历史感。诸如，“用手指上的火焰和骨骼的硬度、大写意地书写历史……太多传递茂叠的力量、连同婴儿舒展的姿体、一往无前地奔向灿烂和自由。”历史感如地层深处的潜流，只有用对历史命运的关切之情来推动和传达，这种内在、抽象的东西才能显化，让人意领神会。历史感是衡量一个诗人洞察力的内在尺度。在当今诗坛，王法艇诗歌中所呈现的“历史感”，是一种特别的存在，值得我们注意、思考和研究。诗集《芝麻开花的隐喻》中收录的诗歌，也体现出一种历史的主动性，诸如，《一朵花打开的中国》《春天，所有的美比不上中国》等等。诗人将小我与大我融合，将个人独特的经历、历史意识与时代普遍的经验相结合，是对当代诗歌过于个人化、碎片化沉沦的一种觉醒和总体性重构，在继承诗歌传统的基础上，为新时代的诗歌美学表达开辟了一条新路径，营造了一种新意境。

时代性：回应时代的呼唤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巴尔扎克也曾说，活在民族之中的大诗人，就应该总括这些民族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应该成为他们的时代化身才是。优秀的诗歌总要表现时代的感觉，并通过其中体现的时代性，把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当代诗歌，自1980中期以后，许多先锋派诗人们争相摆脱宏大叙事对自身的限制，与置身其中的生存语境拉开距离，而选择一种个人化的表达策略，偏于对人类永恒情感和精神质素的书写。进入21世纪之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改变了社会组织形式和人们的交流方式，人类进入到一个碎片化的时代，这些“不及物”的诗歌形态更是悬置了诗与现实深度对话的可能。随着现代主体间性哲学被普遍接受，二元对立的思维已被证明不符合文学发展规律和复杂的艺术要求，诗人与时代的关系不是简单对等关系或直线的呈现，我们应该回到诗歌的内部机制和个体主体性、诗歌本体性的根基上来，时代和现实必须内化于诗歌精神、思想、语言和诗性之中。每一个时代的最初发生或转型都需要新的发现者、凝视者和反思者，而诗人特质正是以综合视野来整合时代命题和人类境遇。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头，长诗在近10年的持续增长并不是一个偶然，是中国诗歌走向成熟的标志，我们亟需“时代之诗”和“总体之诗”，亟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前提下“我”和“我们”的灵魂式对话和融通。王法艇作为一个具有较强历史洞察力的诗人，也许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其长诗的创作已经历经20余年，并在近几年有不少精品之作，诸如，200行长诗《大战士》（光明日报2015年7月15日），组诗《给钢铁命名》（诗刊2012年第5期）等等系列缤纷佳作。

在新的时代，我们需要真正热爱诗歌并坚信诗歌精神薪火相传的诗人，坚守诗人的天职与担当，回应时代的呼唤，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华章。诗人应该是大火中的淬炼者，是引领时代精神的灯塔和风向标。当2022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诗人以“束发、白衣、护目，和凌厉的风一起/在逼仄的空间望闻问切”“每一个战士都有侧身仰望的灵魂”礼赞逆行者；“战士/从名词升华为动词/骄傲的翔舞，顽强搏击”“人民功臣的勋章在盛世绽放光华/祥和的世间有节奏叩响礼赞”……诗人走出书斋，用一片赤诚之心在诗歌里记录全新的世界、全新的现实和全新的生活。当我们读荷马史诗，不是读荷马这个人，而是读他所记录的特洛伊战争，以及战争中的人物。倘无荷马史诗，特洛伊战争就不可能留存下来，这是诗最初来到人类的理由——为当时的历史作传。中国诗歌自诗经楚辞以来，就是时代的见证，是时代文化精神的印记，是闪耀在历史时空中的永恒的星光。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新征程中，诗人要以在场者的历史主动性，为人民书写，为当代生活作证，为时代放歌，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

人民性：站稳人民立场

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这是理解人民性的根本前提。诗歌起源于人类的劳动生产，在源头上有天然的人民性。《诗经》里的风雅颂就代表着多重的人民性要求“风”的活泼率性，“雅、颂”中的向心凝聚，在个体与社会、民间与国家之间，人民性显示了丰富的社会内涵。诗歌的人民性要求并不掩盖自主性，相反，除了包含着自主性，同时又包含着公共性、社会性要求。人民性的要求，希望诗歌有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对芸芸众生有着高度的关注，对人的理解能够注入时代的内涵，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中探索全新的关系。诗人王法艇出生于皖西北农村，朴拙的父亲、和善的母亲以走街串巷的小买卖供养拥有5个儿子的大家庭，培养出了多位高材生。从“田舍郎”到知识分子，诗人人生轨迹的转变是改革开放以来亿万农家子弟的奋斗缩影。个人的生活背景与独特经历，让王法艇对各阶层人民有了比普通人更加深入的理解和同情，这也决定了他的诗歌不是仿真化、概念化的幻象，而是对真实、生动、精微的现实生活的深切抵达，体现出一种“带露珠”“接地气”的清新诗风。“芝麻开花，芝麻开花/母亲和大地一起默念真经”“芝麻和母亲结拜姐妹/和母亲携手缭绕炊烟”“芝麻开口唱歌/它的歌词只有升调/只有卷舌音才有的婉转”，于是“母亲在村口迎接芝麻开花的歌声”。《芝麻开花的隐喻》一诗独辟蹊径，用一种在农村常见的植物勾连起改革开放40多年的社会变迁。芝麻在贫瘠的土地上努力生长，绽放出令人心醉的花朵，象征着祖国的光荣与梦想、丰收和希望。通过个人独特的经历与民族意识去讴歌人民的崇高情感和情怀，抒写新时代的情感、意象、梦想、追求，是王法艇诗歌创作的特色之一。

诗歌的人民性与主体性、艺术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诗歌创作来说，主体性指的是创作主体、诗歌主体，其本质是个体的主体性。个体的主体性是全体的内核与基础，如果没有个体主体性，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共同体的主体性。主体性不是封闭的、孤立的，而是一种开放的，不应该认为只有体现了个人性的诗歌才具有艺术性。诗人在他的系列作品中探索将新的“人民性”与新的“主体性”相互融合，生成一种新的“艺术性”，很好地把握了个性与公共性关系，没有把诗歌写作变成“象牙塔”中的呓语，也没有因为注重宏大主体的抒写而完全遮蔽个体的特点与心音。新时代的诗人应该坚持诗歌的人民性，把个人意识放到公共意识里去检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个人的诗歌旨趣、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脚踩坚实的大地，为时代放歌，为人民书写，潜心创作出有温暖人性底色和人文关怀的作品。

世界性：探索人类的共同未来

当前中国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不论身处何国、信仰如何、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创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2022年11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价值理念。从人类学和生物基因学看，人类的共性远远大于地域、种族的差异。世界性，就是各个不同民族文化具有共性与规律。另一方面，诗歌中所有的特征都与某种文化一致，体现了某一特定地域文化的内涵，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有其特有的文化和文明，这就是民族性。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本质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诗歌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具有地域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三种特性。诗人阿多尼斯讲，“没有诗的未来是不值得期待的。”诗是人类连通未来的纽带和通道，有利于打破地域和民族的限制，实现人类普遍的、共同的价值。诗歌的普遍性在存于泰戈尔、普希金、拜伦的诗中，存在于李白、杜甫、王维的诗中，这些卓越的诗人既是民族优秀的儿子，也是人类文明滋养的世界性公民，诗歌具有的超越其他艺术形式的包容性，蕴含着将人类凝聚到一起的深刻哲学内涵。作为农民的儿子，王法艇诗歌中有很大一部分在描写中国农民和农村生产生活，因而有较强的本土性和民族性，这是他的优势。但是，他并没有在诗中特别具体的、具象地写他身边的人和事，而是从很概括、具有世界意义、人类意义的视角去抒写，诸如他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几篇诗歌《光辉岁月》《中国，所有的春天都比上你的美》等作品，在一些海外读者群体中有较大的影响。王法艇的诗有一种久违的宏阔视野和大气象，所关注的题材、所选用的语汇，都与当下碎片化的写作拉开了距离，有为一片土地、为一个民族、为当下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记录、书写的自觉，保存着诗为万物代言的最初使命。

20世纪80年代国门开放后，西方现代派理论大量涌而入中国，现代派基本是退回心灵，坚持“万物皆备于我”的理念。这种理念优点是充分挖掘出个体的深层意识，正面的和负面的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更为现代派推崇。死亡、阴暗、暴力、颓废，成为现代派的关键词，光明、美好变得不合时宜。对世界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的虚无主义盛行，一步一步让诗人关闭了与外界连接的大门，碎片化写作由此而生。一些诗人甚至已失去了和世界对话、交流的能力，所写无非一己之私、一隅之见，重新思考现代派以前的诗歌写作，成为“否定之否定”的时代需要。王法艇始终坚持对世界的信心，坚持对人类文明自我修复能力的信心，他的诗因此有着一种昂扬的力量，诸如，“科学的高、民主的宽、幸福的长、自由的度.…..”等等。在全球化语境中，新时代诗歌要站在更高的维度，拓宽世界视野，注重本土性与世界性的融合，在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同时，不断丰富世界诗歌宝库。

习近 平总 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所谓“史诗”，就是用整体的、系统的、 宏大的作品去描写一个时代、一个事件，或者某一类社会现象。诗歌从时间序列、精神向度上构成了一个国家的语言编年史和总体意义上的时代启示录。在整体性的时代大势面前，“新时代”已然成为评价当前诗歌的一个重要装置。新时代与诗人之间的相互砥砺和彼此命名揭示了诗歌发展的时代诉求和内在命题。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 程中，诗歌逐渐形成了凝聚力量、形成共识、道德美育、引领风尚、反映现实、关照人生， 以及给人希望、催人奋进等重要的功能。充分发挥诗歌的 “鼓手”和“火把”作用，不仅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具有巨大的现实性、参与性和政治功能性。因此，新时代的诗人应该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和捕捉时代声音，用如火的热情、豪迈的气魄回答时代发展面临的诸多课题，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谱写新的史诗。

任志峰，武汉大学文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后、国家公安部特聘研究员，百色学院新闻教学研究室主任。

来源：大型综合性刊物《群文天地》2023年第2期

责任编辑: 陈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