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短评：如何从文明角度理解“屈原精神”？

　　中新社北京6月3日电 题：如何从文明角度理解“屈原精神”？

　　作者 韩禹

　　又当端午节，每忆屈原时。在世界各文明激烈碰撞、深度交融的当下，追寻屈原在海外的“足迹”，或可窥见文明交流的真章。

　　投入精力翻译异国诗作的汉学家，无不对中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知音颇多。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通过阅读大量典籍，领悟到了《离骚》中香草、闺怨的象征意义；美国学者耶拉·约翰逊(Jerah Johnson)则利用荣格心理学，细致入微地剖析了屈原在困境中如何进行心理整合；汉学巨擘宇文所安准确地解读了《离骚》中宗教和男女意象的政治隐喻，并根据自己主张的“世界诗歌”理念翻译《离骚》，为世界提供了在保留源语文化和增强世界性之间取得平衡的优秀翻译范本，可谓心领而“神会”。

图为诗人着古装在屈原祠前吟诵诗作。中新社记者 刘康 摄

　　对屈原的理解，或许根植于“屈原意义”的世界共同性。早于屈原数百年的中东地区，有一颗遥相呼应的心灵，即古代犹大国祭祀耶利米。他出身显赫，担任要职，目睹犹大国灭国前最黑暗的境况，坚持向国人宣讲正道。流泪苦劝得到的只有嘲笑咒骂，但他从未动摇。因遭人嫉恨，他一度被大臣们提议处死。国破家亡后，想坚守故土的他被国人绑架到埃及，在暮年被同胞杀害。

　　屈原写下了“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耶利米亦曾慨叹：“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

　　这种呼应，使屈原成为一种寓言形象，“屈原意义”也具有了世界共同价值：悲剧降临前，总有人清醒地预言，对那些造成悲剧之人、蒙昧苟活之人大声疾呼，并为此受到无尽的煎熬与折磨。这是种古希腊英雄式的形象，也是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形象，是超越种族、文化、语言的。对道德品行的追求与坚守，对家国的无限忠诚和眷恋，对生命价值不惜身死的探索与履践，这种精神，无论何时何地都值得被铭记颂扬。这大概是屈原在中国成为文化符号与精神标杆，并远播海外的重要原因。

乐平里上矗立着的屈原雕像。王康明 摄

　　屈原作品海外行，也曾遭遇“误会”。如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于1884年出版的《古文珍选》(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选取屈原的《渔夫》，将诗中“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译为“If, as you said, the world is foul, why not leapt into it and make it clean”，颠倒语义。

　　“语误”之外，文化误读更显隔阂。在汉学界影响颇广“巫化”屈原便是一例。注重楚辞中被儒家传统轻视的地方宗教和民间信仰因素，本是一支重要的研究脉络，但将屈原建构为巫教神职人员形象，试图把楚辞“去文学化”，全然作为人类学的素材，则是冷峻傲慢的异族审视。

　　跨文化解读中，关于屈原的“神会”与“误会”往往并存。这是人类文明交流与相互理解的永恒重奏，由此可说，“去理解”是人类永恒的目标。哲学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说，理解并非心灵之间的神秘交流，而是一种“对共同意义的分有”。因此，人们可对这个目标抱有乐观的信心，因为如屈原这般的崇高精神，从来都是人类共享。(完)

责任编辑: 陈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