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法明：我国交通事故处理制度显失公平

所谓的公平，意味着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因果相连。然而，目前我国的交通事故处理制度却显得不公平——恶者逍遥法外，善者却为恶果买单！

这种感受源于我身边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

11月15日凌晨，67岁的梁某在村口散步时，被一辆高速行驶的小轿车从背后撞击，飞出数十米。在同伴闫某的呼救声中，肇事车辆行驶了四十米后才停下。闫某质问：“你撞到人了，还想逃吗？”

司机张某下车后，与闫某一同返回事故现场。梁某当时躺在路边沟坎，头部搁在马路牙子上，口腔和鼻腔出血，无法动弹。

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梁某多处肋骨、椎骨、颧骨和腿骨骨折，脑部出血达70毫升，脑中线发生偏移。当天中午12点，通州潞河医院为梁某进行了开颅手术。

梁某做完开颅手术之后昏迷的状态

手术费用高达8万多元，而肇事司机张某仅在凌晨打了两个电话询问情况。当晚，当梁某家人询问张某是否愿意垫付部分医药费时，张某明确表示，他购买了300多万的保险，足够使用，在事故责任未确认前，他不会支付任何费用；若责任认定他需承担责任，则由保险公司支付；若梁某家属找麻烦，则应联系交警大队，其他与他无关，并要求梁某家属以后不要再与他联系。

当地交警部门的回应也证实了张某的说法——目前，法律制度确实没有要求肇事者必须提前承担责任。

这意味着，在事故责任未确认之前，受害者家属必须承担前期医疗费用。

尽管梁某家人接受这一现实，但问题在于，如果受害者家属没有足够的前期救治费用怎么办？寄希望医院免费治疗吗？

更为严重的是，这起事故已经严重影响了整个家庭的正常生活，甚至可能导致家庭的灾难。这种灾难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对于梁某来说，当时他只是在路边顺方向散步，他不是碰瓷者，也不是逃犯或劫匪，而是一位热爱生活、家人和朋友的退休老人。仅仅因为散步遭遇车祸，而这场车祸是由司机张某造成的。然而，法律却在保护肇事司机张某，确保他不被冤枉，不被讹诈！

那么，谁来保护受害者梁某及其家人的利益呢？

如果梁某的家人没有足够的救治费用，梁某难道就该死吗？

这公平吗？

此外，撞人的是张某，这是事实吧？造成的危害也是事实吧？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责任认定，但从背后撞击走在路边的行人足以说明肇事司机张某有重大责任吧？难道他不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吗？仅仅因为他“购买了300多万的保险”，就可以个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吗？难道事故责任认定比生命更重要吗？难道受害者就该为别人的错误买单？这是公平吗？这是正义吗？

这绝对不公平！

法律的本质是什么？是公平，是保护受害者，惩罚肇事者，让受害者得到安慰、尊重和保护，让肇事者承担应有的惩罚，以此才能警钟长鸣！

还有，对于受害者本人和家人来说，可计算的物质损失远远小于无法计算的精神损失。曾经有一个受害者家属刘某在法庭上愤怒地质问肇事者：“她是我唯一的女儿，我的宝贝，我的命，我用二十多年养大的女博士被你撞死了，现在你还在医药费上跟我斤斤计较，这公平吗？还有人性吗？如果我把你家的孩子撞死，我赔你双倍的医药费，你同意吗？”

这句话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在设计事故处理制度时，设计者没有充分考虑到受害者的情感和精神伤害，而是过多地考虑了肇事者可能承担的责任问题，这是不公平的！

让受害者为肇事者的错误买单，这是最大的不公！

图片来源于网络

然而，这个问题真的无解吗？

不，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只需改变保险公司的支付方式即可！

目前，保险公司直接面对受害者进行赔付，这导致保险公司保护肇事者，利用其庞大的资源、社会关系和法律团队将赔付降至最低，这无疑是对受害者的一种二次伤害。

为什么会造成二次伤害？首先，保险公司并非事故的制造者，因此没有负罪感；其次，受伤的并非他们的家人，他们无法设身处地为受害者考虑；再次，作为专业的理赔人员，他们清楚哪些是可赔的，哪些是不可赔的；此外，作为保险公司的员工，节约成本、降低赔偿额度是他们的职责；最后，长期从事理赔工作的他们对交通事故的绝望和痛苦已经变得麻木。

因此，让弱小的受害者面对专业、冷酷、节俭和高傲的理赔员以及庞大的保险公司，这公平吗？

这正是当下我国交通事故处理制度的不合理之处！

然而，如果让保险公司直接面对肇事者，情况就会完全不同。操作流程是肇事者在赔偿一切后，保险公司根据肇事者的责任和受害者的损害程度，依法依约对肇事者进行赔偿。这才是保险的本质意义，这样既让肇事者首先承担了责任，算是对肇事者的惩罚，也体现了保险的初衷、价值和意义。

同时，这种方式也会迫使警方必须依法依规责令肇事者首先承担责任；其次，肇事者必须承担全部医药费用，至于后期赔偿则根据法院判决而定，然后，保险公司依据保险范围、保额以及肇事者的实际支付情况再进行赔偿。

或许你会问，如果肇事者前期支付过多怎么办？受害者会退回吗？

你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保护肇事者的利益，这种立场本身就是错误的。首先，肇事者难道不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吗？其次，由于医药费直接支付给医院，并不经过受害人之手，因此不可能超额支付；再次，如果确实超额支付，医院不予退回，肇事者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为什么只能是受害者起诉强者，而不能让肇事者起诉弱者呢？“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这种方式不仅对受害者是巨大的侮辱和折磨，更是对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因为，受害者及其家人在精神伤害未得到补偿的情况下，再遭遇物质损失，他们一定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启动司法程序是大概率事件；相反，作为肇事者——错误的一方，在感情和法理上亏欠时，对补偿数额往往会更加慷慨，这样打官司的比例就会大幅减少。

这就是交通事故处理制度不合理带来的社会不公，也是肇事者可以像大爷一样毫无负罪感，而受害者却像孙子一样为别人的错误买单的根源所在。

出现这种局面，不仅仅是肇事者个人素养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导致社会的不公平。

一个正常的社会，一定是让弱者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希望、公平与正义，一定是让肇事者为他的错误受到惩罚和买单，而不是让受害者继续遭受伤害，让肇事者可以逃避责任。

或许，你还会说，在当下交通极为发达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肇事者或者是受害者，因此，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公平的公平。这句话听起来确实有道理，但是，为什么我们非要采用不公平之下的公平，而不是公平之下的公平呢？

实际上，不公平就是不公平，不存在所谓的磨平和换位问题。

反过来问，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对肇事者的警示性重要，还是对受害者的警示性重要？

答案不言而喻——对肇事者的警示更为重要。

因此，显失公平的交通事故处理制度亟需变更和完善。

作者：王法明，知名媒体人，新闻时评人，中国青少年作家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 陈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