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法明：法治不刚，社会遭殃

近日，备受关注的湖南祁东一商家被讹诈事件迎来最新进展：1.9万元款项已退回。

然而，退款绝非终点，更不应成为掩盖法治软弱的“遮羞布”。因为，退回被讹诈的1.9万元，理所当然。

这起事件所暴露出的深层危机，远比金钱的损失更为严重——它污浊了社会的道德风气，透支了公众对公平正义的信任。要洗刷这一负面影响，绝不能仅靠“退钱了结”，必须依法严惩讹诈者。

人们不禁要问：面对确凿的证据与清晰的违法事实，执法机关能否真正做到依法严惩？

回溯事件之初，商家已及时报案，且警方调查证实，商家在目的与行为上均无过错，并有视频为证。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前提下，警方完全有权依法对讹诈者采取强制措施。

然而，执法者却选择了“一味调解”，最终竟以商家赔偿1.9万元草草了事。这种处理方式，本质上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是对法律刚性的消解。

诚然，人性中确有恶的一面，讹诈行为理应受到道德谴责。但警察的职责，正是以法律为武器，遏制恶行、守护善念。当执法者面对恶行选择“谦让”与“调解”，其结果必然是对恶的鼓励、对善的伤害。

这，完全背离了执法的初衷。

试想，若当初警方能依法立案、严惩讹诈者，何来今日的社会争议与信任危机？

类似教训并非孤例。福建两名少女扶老人反被讹诈，当初若警方能及时查明真相、为善举正名，而非让事件发酵至舆论失控，又怎会寒了千万人的心？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根源：基层法治的软弱。

一些执法者过度依赖“调解”，将本应依法惩处的违法行为，转化为“花钱买平安”的交易。 调解，本应是法律框架内的纠纷化解机制，而非替代法律的“万能药”。

当调解被滥用，其本质便从“依法定分止争”异化为“以钱换息事宁人”。

一位派出所负责人曾坦言，为调解一起兄弟间的轻伤案件，耗费半年、调解二十余次，最终以赔偿3万元私了。当被问及“轻伤，依法是否应追究刑责”时，他承认“当然”，却解释“怕积压矛盾”。

然而，轻伤不入刑、赔钱即了事，看似化解了眼前纠纷，实则埋下了更大的社会隐患——它向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信号：有钱能使鬼推磨，拿钱就能摆平法律，这样就导致违法成本极低，守法反而吃亏。

这种“调解优先、法律退后”的执法逻辑，是对法治精神的最大亵渎。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其权威来自刚性。实体法与程序法早已构建起系统、完善的规则体系，依法办案本应清晰、高效。而过度调解不仅耗费大量行政资源，更模糊了是非边界，使法律沦为可议价的商品。

当“闹一闹就有钱”“讹一讹就妥协”成为潜规则，社会道德底线将被不断击穿，公众对法治的信仰也将随之崩塌。

这就是：法治不刚，社会遭殃。

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让法律长出“牙齿”。执法机关应摒弃“和稀泥”思维，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违法行为，坚决依法处理，不因“维稳”“息诉”等借口而妥协。

唯有让违法者付出应有代价，才能震慑潜在违法者，保护守法者的正当权益。

同时，必须厘清调解与执法的边界。调解适用于民事纠纷中的自愿协商，而非刑事或治安案件的替代方案。对于涉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行为，必须启动法定程序，依法追责。

执法者更应树立“依法履职才是最大维稳”的理念，以公正裁判引导社会预期，以刚性执法守护道德底线。

退款本就应该，这不是成绩，而是必须！目前更重要的是修复被破坏的法治信仰。

而修复的方式就是严惩讹诈者，唯有以雷霆手段严惩讹诈者，以制度刚性捍卫法律尊严，才能真正洗刷事件带来的社会污浊。

法治不刚，善者寒心，必然恶者横行；法治若刚，则正气上扬、结果社会安宁。

这不仅是执法者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走向文明与秩序的必由之路。

作者：王法明，知名媒体人，新闻时评人，中国政法大学法治化营商环境大讲堂副秘书长，神州普法网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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