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法明：1.96亩耕地维权22年无果，折射中国乡村治理的困局！

在河南省新蔡县练村镇大庄村，87岁的老农马振永为了要回自己依法分得的1.96亩承包地，已经艰难奔波了22年，不仅这块“口粮地”不仅未被归还，反而让老人深陷基层推诿与侵权方强占的泥沼。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2004年。大庄村村委会以马振永长子“超计划生育”为由，强行收回了这1.96亩承包地，并擅自转包给同村村民马某强耕种。然而，这一行为严重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回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明确规定。村委会以超生、荒废等理由收地，不仅违法，更触碰了党中央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权三十年不变的政治底线。面对违法事实，大庄村现任村委以“不了解当时情况”为由推诿，练村镇领导则称需等侵权人务工回来后再协调。

图片来源网络，与文章内容无关

其实，解决这件事极其简单。村委会的违法行为，自然应由村委会依法纠正；镇里若给村里下达明确命令，也能解决；新蔡县有关部门若依法履职，同样是一句话的事。然而，就这一句话的事，22年了，就是解决不了！

这就是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的深层困局。在基层治理中，只要不涉及个人利益、与自己无关，许多基层干部便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他们不做决定、不担责任，缺乏正义感、担当精神与法律良知。于是，面对群众的诉求，基层干部往往打起“太极拳”：你讲事实，他说法律；你说法律，他说政策，您说政策他说等领导审批；你问审批，他又搬出制度。

这种“踢皮球”式的治理逻辑，本质上是在倒逼老百姓“闹腾”。它催生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畸形维权模式，将社会矛盾层层上推。原本十块钱就能解决的小事，非要折腾出一两万的维权成本，甚至要等到问题闹大、领导重视并下达命令后，才能“一句话解决”。这不仅是这1.96亩土地的悲哀，更是整个农村普遍存在的治理顽疾。

造成这一困局的根本是“人治”思维的根深蒂固。在基层，部分干部不讲法律看领导意思，不讲常识看关系亲疏。

然而，大领导哪有精力过问所有琐事？没人过问，事情就只能耗着。讽刺的是，基层往往有大把资金花在截访维稳上，却不愿花小钱去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只要有权有势者缺乏良知、道德与责任感，只要不是刚性考核指标，他们便能把规则、法律，制度、道理玩得很溜，把自己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但是问题就是不解决。

要破解这一困局，必须彻底回归依法行政的轨道。一切按照国家设定的制度执行，不是看领导脸色，而是看制度刚性；不是看人情关系，而是看法律准绳；不是看金钱利益，而是看社会常识。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基层干部对法律存有敬畏，对百姓怀有悲悯，马振永老人的维权之路才不会如此漫长，乡村治理的公信力才能真正重塑。

事实上，破解“人治”困局、让基层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非没有成功先例。例如，在浙江宁海，当地推行了《乡村“小微权力”清单三十六条》，将村干部的权力细化为36条，每一项都有详尽的权力运行流程图。村干部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该做的怎么做，一清二楚。因为办事有章可循、公开透明，村民不再因不信任而处处设卡，村里的工作反而比以前更容易开展了。

再如河南叶县，在推进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时，创新推行“一张图”管理模式，将全县近19万个土地图斑全部数字化、精准化。不仅如此，叶县还将“四议两公开”搬到线上，任何关于集体资金的支出、资产的处置，都必须通过数字化平台让党员和村民代表“云上”表决，全程留痕可追溯。村民只需动动手指，就能查清自家土地和集体资产的底细。

这些成功案例与马振永老人的遭遇形成了鲜明对比。宁海和叶县的经验证明，只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用清晰的“权力清单”划定底线，用数字化的“一张图”摸清家底，基层干部就无法再打“太极拳”，群众也不必再靠“闹腾”来维权。

因此，马振永老人的维权之路，不应仅仅停留在个案的纠错上，更应成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契机。我们呼吁新蔡县相关部门不仅要尽快解决老人的土地问题，更要以此为鉴，建立健全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只有让制度成为基层治理的“硬约束”，让法律成为保护农民权益的“真盾牌”，才能彻底终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畸形生态，让每一位农民都能安心耕种自己的“口粮地”，让乡村治理的公信力真正扎根于法治的土壤之中。

作者：王法明，知名媒体人，新闻时评人，中国政法大学法治化营商环境大讲堂副秘书长，神州普法网总编，企业法治网执行总编，中国行为法学会经济与法网编委。

责任编辑: 王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