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已从武汉西藏中学毕业12年,但边珍依然怀念在校过年的日子。一到藏历新年,同学们会穿着藏服,在彩色花纹木盒里放满炒麦粒和酥油糌粑,再插上青稞穗和酥油制成的彩花,做成切玛,还要给老师献上哈达。
被学生称为“侯爸爸”的侯伯云每年藏历新年都很忙。筹备活动、找学生谈心……26年来,每年大年三十、初一,侯伯云都在学校陪着学生一起过。
在民族教育岗位上工作了大半辈子,从班主任到武汉西藏中学副校长,侯伯云探索出一套西藏班的管理办法,让远离家乡、父母亲人的藏族孩子慢慢适应了武汉的教学模式;他还牵头组织农工党爱心党员,推动武汉市政协委员、湖北省建藏援藏协会会员与藏族学生结亲结对,为上千名西藏孩子找到了“武汉妈妈”“武汉爸爸”。
侯伯云觉得,自己26年来就做了一件事:为一批在武汉求学的藏族孩子撑起一片蓝天。
“他几乎认识学校所有孩子”
侯伯云始终记得第一次去接西藏班孩子的情景。当时10多岁的普布曲杰背着一个蛇皮袋,侯伯云伸手想帮忙,孩子却摇摇头,拖着蛇皮袋走了4公里的路,后来侯伯云才知道,蛇皮袋里装的是普布曲杰初中4年的零用钱。临行前,他的妈妈将10元、20元凑出的440元缝进行李中。
1995年,侯伯云从湖北省宜昌职教中心调到沙市六中西藏班(之后搬迁至武汉,成立武汉市西藏中学),当起了藏族学生的“孩子王”。
武汉西藏中学是湖北省唯一、全国首批内地藏族学校,也是全国最大的地方援建藏族学校。从西藏出发,这些10多岁的孩子以前要坐几天几夜的汽车、火车到武汉,接着面临长达3年甚至更长的异乡求学生活。有的学生家在西藏牧区、农村,家里人没读过书。来湖北之前,孩子们普通话说不流利,也不爱与人交流。
起初,侯伯云跟西藏学生接触,找不到方法。他开始自学藏语,看到学生就用藏语打招呼,“吃了吗”“你好”。
在边珍的印象里,侯伯云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学校的林荫道上,他总是拿着藏文课本,碰到学生就拉过来做他的“藏语老师”。等到边珍从初中升到高中,侯伯云已经会唱藏族歌曲。
有一次,一个孩子找到他说:“老师,您这么尊重我们,我愿意来跟你说说心里话。”
那时,侯伯云还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一次上课,刚做完热身活动,普布曲杰转头跑回了宿舍,找来针线,一个人坐在床头缝裤子。侯伯云一问才知道,孩子只有两条裤子,一条破得不能穿了,另一条在上体育课时破了一个洞。侯伯云从家里找来裤子和鞋子,此后对普布曲杰给予了长达4年的资助。
该校教师许玉萍的班上曾有个藏族女孩旦增白吉那曲,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六。刚来学校,听不懂普通话,小姑娘躲在教室里哭,闹着要回西藏。侯伯云一有时间就来看她,跟她聊天。
许玉萍发现,这个内向的孩子一见到侯伯云就开心地笑,也会主动打招呼。到了期末考试,旦增白吉那曲从班级倒数考到前几名。许玉萍觉得,“侯伯云是个内心充满阳光的人,会为学生着想,很多事情比女老师想得还要细致。”
侯伯云要求孩子干干净净的,讲卫生。周一升国旗,每个班级的学生要把自己的手指亮出来,如果指甲太长,要当场剪指甲;宿舍里,床单要铺整齐,被子要叠成方块;有学生翻墙出去上网,他带着学校的老师一家家网吧找。
在西藏中学读书7年,边珍最亲近的除了任课老师,就是侯伯云,“他几乎认识学校所有学生”“他几乎承担了所有角色,老师、爸爸、心理辅导师、朋友……”
“我在江城有个家”
2007年8月,第一次坐上从拉萨出发到武汉的火车,德吉拉姆穿着厚厚的藏服下了火车,才发现这里的气候比西藏湿热得多。在车站等候的西藏中学教师帮忙拿行李,带上学生刚脱下的衣服,开着大巴车送他们到学校。
对于家住西藏农牧区的女孩德吉拉姆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陌生。
2012年3月,一次假期,侯伯云组织学生外出野炊游玩,德吉拉姆认识了农工党员贺丹心,从此有了一个“江城妈妈”。侯伯云嘱咐德吉拉姆,有心里话要多跟“妈妈”交流谈心。“妈妈”每到节假日就会接她去逛街、看电影。
从西藏中学毕业后,德吉拉姆考入西安交通大学。一次过年前,她从学校赶到武汉看望“江城妈妈”。走进家门,她看见房间里放好了睡衣、拖鞋,桌子上放着煮好的排骨藕汤和她最爱吃的丸子。
毕业3年,德吉拉姆也一直跟“侯爸爸”保持联系,“如果当初没有他,就不会有‘江城妈妈’,我或许就不会遇到这么多好心人”。2020年初,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入职不久的德吉拉姆将一个月的工资全部买了口罩捐给母校。
10余年来,为帮助藏族贫困学生在武汉找到归属感,侯伯云联系农工党武汉市委员会、洪山区工委会,在武汉西藏中学开展了10次大型结亲结活动,有100多名党员参与结对,捐款捐物近200万元,让200多名藏族孩子在江城武汉有了“新家”。
“对于西藏的孩子来说,来武汉读书需要的是民族亲情,需要的是大手拉小手的关爱。”侯伯云说。
“出来是为了回去建设西藏”
在学生时期,边珍曾觉得侯伯云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而当她成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博士,才发现“越长大越尊敬他”。
和普通中学不一样,西藏中学的老师得24小时留校,住所就在学生宿舍的楼下。逢年过节,因西藏孩子无法回家,老师就陪他们一起吃年夜饭、跳锅庄舞、唱藏族歌。
那时一到春节,侯伯云的母亲就提着特产,坐火车从荆州赶到武汉,跟儿子一起过年。他的宿舍里常常摆满了牛肉干、水果,招呼着学生们来做客。
到了暑假,这群老师也会跟着学生坐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回西藏。到了拉萨,老师们忍着高原反应举办家长会,一家家地上门拜访。
这时,侯伯云是最忙的,学生抢着请他去家里做客。聚会上,有1995年毕业的学生,也有2010年毕业的学生,大家准备好青稞酒,唱着班上孩子都会的《妈妈的羊皮袄》,回忆在西藏中学生活成长的日子。
民族亲情在一点点传递。2019年从浙江警官学院毕业的旦增,假期特地回到母校,感谢“侯爸爸”从初中到大学11年的资助;有一年端午节,普布曲杰工作的山沟没有信号,他骑了两个多小时的摩托车,开到有信号的地方给侯伯云打祝福电话……
“西藏中学不仅是一个学校,也是一个家,一个托举着我们成长生活、求学求知的地方。”边珍觉得,离得越远,对西藏中学老师的感情就越深。
从西藏贫苦的牧区走出来,边珍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更是第一个博士生。“我们武汉西藏中学的学生,出来是为了更好地回去建设西藏。”边珍说,这是他们年少时从家乡出发时就埋下的种子。如今她学到了知识、本领,未来想要回到西藏,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落后的教育观念,让更多西藏孩子走出牧区、走出村庄。
在边珍心里,真正的偶像就是“侯爸爸”,“他从事民族教育26年,一直默默无闻、初心不变。”她希望有一天,也能在教育一线做一位默默奉献的教育者。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洁 记者 雷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2年02月24日 06 版
责任编辑: 吴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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