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点从太原起飞,一路向西,从飞机的眩窗向下俯瞰,苍茫大地尽收眼底,各种地形地貌不断变幻,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九曲回旋的黄河、无边无际的戈壁沙漠,最终看到天山的雪山和草地。我的心情多少有些激动,这就是梦想了不知多少遍的新疆,祖国的西北边陲。经过三个半小时的飞行,我们已经远离太原2600多公里。
7月26日,由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新社、中国经济时报等六家中央主流媒体的八名记者组成的采访团奔赴新疆,进行主题为“奋斗百年路 央媒看援疆”的采访活动。
我们从机场乘车半小时来到昌吉市,这里是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按照中央的安排布署,从2010年开始,山西对口援助昌吉州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十二师二二二团,在昌吉市与六师驻地五家渠市建立大本营,在阜康市及十多个兵团农场摆开主战场。11年来,山西先后选派4批593名干部人才、3500名柔性人才,进行产业援疆、医疗援疆、教育援疆、文化援疆,他们像一粒粒坚实而又顽强的种子,洒落在茫茫戈壁和大漠之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昌吉州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留下他们奋斗的足迹和身影。
他们工作充满热情
作为一名央媒驻晋记者,这些年来,我在山西采访过无数身处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群众,经常被他们的事迹感动着。然而此次来到新疆,一路采访了30多位援疆干部人才,却有一种想掉泪的感觉。他们年龄有大有小,最大的年近六旬,最小的30多岁,但每个人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年幼的子女,来到这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一待就是一年半或者三年。撇去工作上的辛苦、生活上的不适,光是那份孤独就让人难以忍受。
原以为他们虽然背井离乡,但只是换了个工作环境而已,苦是苦点,累是累点,总有正常的休息,周末说不定还可以放松一下,四处逛逛,感受一下大美新疆的异域风情和风味美食。然而一路采访下来,事实与我之前的想像大相径庭。
“这里的工作强度要比其它地方大许多,一切工作都要聚焦总目标、实现总目标,一旦有了疫情,严防死守,一年365天,枕戈待旦”。在昌吉市山西援疆前方指挥部(以下简称“前指”),临时党委书记、总指挥、省驻疆办主任、昌吉州党委副书记丁永平告诉我,许多援疆干部身兼数职,凌晨三四点睡觉是常有的事,很少能过上礼拜天,是典型的五加二、白加黑。
此次来新疆采访,我才晓得,由于时差,新疆的作息时间比山西推后两小时,上午十点上班,晚上八点下班。人们的习惯是,凌晨一点才睡觉,因此加班到三四点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不少援疆干部人才和我谈起他们刚来新疆时,倒时差就是个大问题,特别是新疆的夏天昼长夜短,一旦失眠,整夜就报废了。
7月27日,我果然六点半就醒来,再也睡不着,在院子里走走,遇到前指成员、项目资金部部长、昌吉州发改委副主任王治国,他今天要带四名记者去400多公里外的北塔山农场采访,不知怎么回事,他昨晚一夜没有合眼,干脆抄笔记。“差不多抄了半本笔记,把之前落下的都补齐了。”王治国带着一脸倦意说。
担任前指临时党委纪委书记、昌吉州纪委副书记的援疆干部王映福,是我20多年前就认识的朋友,来到新疆一周时间才见到他,其实他早知道我来新疆采访,但每天早出晚归,就是找不出和我见面的一丁点时间。
还有援疆前指的党委宣传部长李明亮,按照之前的安排,他应当陪同我们下去采访,但一连几天,见不到他的踪影,“这几天调整了分工,协助两位副州长工作,对口联系十二、三个部门,工作量翻了一番。”直到此时,我才知道,他还兼任昌吉州政府副秘书长。
即使这样,前指的同志们一致表示,他们的辛苦比分指和各个农场的同志们差远了。
一路采访下来,果然听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来自朔州、在六师下辖六运湖农场担任党委常委、副场长的援疆干部齐雷,为了改变农场职工传统的散养习惯,发展圈养和全羊产业链,整天四处奔波,跑项目,要资金,做农场职工的工作,最忙碌的一天,微信运动显示,他步行了8万多步,我估算了一下,至少在30公里以上。
军户农场是阳泉市对口援疆点,该农场党委常委、副政委尚向晖对我讲,阳泉市的9名援疆干部和柔性人才在受援地的工作单位与宿舍相距3公里,每天上下班全靠步行。
尚向晖说,2020年是援疆干部人才最辛苦的一年,从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到6月份乌鲁木齐疫情出现紧张局势,援疆干部人才没日没夜奋战在第一线,为了让居民安安稳稳呆在家,防止人员聚集、流动,他们负责给社区居民发放医用物资、送菜送药,甚至还倒垃圾。为了做好流动人员登记,有时整夜不睡觉。
“新疆的防控力度比别的地方严格得多,每当有疫情出现,团场与团场之间也要进行隔离,严查一切车辆和往来人员。”尚向晖告诉我,在疫情防控最紧张的阶段,他们三人一组,24小时轮流值班。
“在整个兵团,农场处于末稍神经位置,每逢重大事情发生,从中央,到兵团,到地方,层层落实。”尚向晖说,会议经常开到凌晨一两点,还得迅速布置下去,经常干到凌晨四五点钟心里才踏实。
在昌吉州阜康市担任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的杨爱国,是来自长治的援疆干部,从他的头衔就能看出涉及和分管的工作不知有多少。据了解,2020年,为了助力恢复遭受疫情重创的阜康市旅游业,杨爱国从8月底就开始策划首场“晋疆情•晋昌行”昌吉州文化旅游山西援疆市场推介会,为了搞好这次推介会,他废寝忘食,加班加点,方案改了一遍又一遍,20多天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9月22日,推介会圆满结束,恰逢山西援疆前指及阜康分指要在太原开展山西对口援疆地区特色农产品展销会和援疆项目招商活动,已经开始闹胃病的杨爱国又主动请缨参与此项工作,继续开启加班加点模式。24日,他出现严重的胃出血,但仍坚持工作,最终因缺氧而休克,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此次,我们深入团场采访,发现每一位援疆干部人才都会唱《山西援疆誓词之歌》:“我是山西援疆人,牢记党的嘱托,忠诚援疆事业,讲政治、勇担当,讲纪律、守清正,讲团结、见坦诚,讲奉献、有作为,为实现党中央治疆方略、推动高质量精准援疆,贡献全部力量。”
“来疆为什么?在疆干什么?离疆留什么?对于援疆‘三问’,我们山西的援疆干部人才每个人都能够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总指挥丁永平语气十分坚定地说。
他们找到用武之地
来自山西省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李冬平,2020年4月10日来到昌吉州中医院进行医疗援疆。
“我来的正是时候。”李冬平告诉记者,眼底手术在新疆是个短板,人才极为短缺,全疆只有9名大夫能做眼底手术,其中6名在乌鲁木齐,其余3名分别在伊犁、喀什和昌吉。而昌吉州中医院眼底外科光有设备没有大夫,每当有手术,要去乌鲁木齐请大夫来做。
“新疆由于重油重盐的饮食习惯,导致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类风湿、眼底疾病的患者特别多,其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年龄比内陆省份至少提早十岁,但这里却缺少专业的大夫,有的大夫甚至不知道眼底出血能做手术。”
李冬平说,他来了之后,除了开展手术,每个周一的下午,还面向科里的10名医生举办讲座,从最基础的疾病诊断入手,到今年4月份,已举办了32场。
“对他们帮助很大。”李冬平表示。
在兵团第六师医院,记者见到来自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原小斌,原小斌是留美博士,今年37岁,他和李冬平一样,也是2020年4月份来开展医疗援疆的。
原小斌说,他的到来不啻于雪中送炭。
据了解,第六师医院2020年3月份刚刚组建泌尿科,各方面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他来了之后,马上成为科里的顶梁柱。一年多来,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技术与学术方面倾其所能,推动科室在泌尿系统疾病规范化和标准化诊疗领域取得显著进步和提升。
在技术方面,他带领泌尿外科团队成功实施完成了六师五家渠市首例超声引导下经会阴前列腺穿刺活检术,填补了六师五家渠市该领域的技术空白。此外还帮助第六师医院泌尿外科成功申报开展了“经阴道闭孔尿道中段无张力悬吊术”、“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以及“后腹腔镜下肾上腺肿瘤切除术”等四项新技术新项目。
同时,他先后深入北塔山牧场及中蒙边境哨所、喀什以及和田地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深深感受到广大农牧民的看病难及对“白衣天使”的渴望。
我们也前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采访了担任副局长的援疆干部赵思俊,他是一位药学博士,同时也是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虽然学历很高,但赵思俊做人却十分低调。2020年4月来到新疆之后,他主动申请下沉一线,到昌吉州药品检验所工作。他与抽样人员挨街挨巷抽取样品,与检验人员一同探讨专业技术。针对地州级检验检测机构交流匮乏、创新动力不足的现状,赵思俊提出了适用于检验检测领域“人才+实验室+高校”的新模式,一方面派人到援派单位进修学习,一方面请援派单位的专家现场教学或远程授课,同时与疆内高校合作,进行人才培养。
短期内富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昌吉市上上下下的一致认可,今年3月份,他被任命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上任伊始,他又扑下身子,带领一帮人,白天晚上连轴转,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建起了市场局党史学习教育展馆,一个党史长廊和5个专业展馆内容丰富、专业性强,不仅成为市场局干部职工受教育受洗礼的精神家园,同时吸引了昌吉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前来观摩学习,成为全州党史学习的主阵地。下一步还将打造成为昌吉州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
在山西援疆干部人才中,齐雷是一个近乎传奇式的人物,他以朔州市纪检委巡查办副主任的身份参加援疆工作,原本大学体育专业毕业的他,硬是凭着一股“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倔强精神,把老家怀仁南小寨的全羊养殖育肥模式嫁接到新疆,用3年时间,在六运湖这个封闭保守落后的地方,发展起了“羊成商品”全羊产业链,据了解,六运湖农场2018年年出栏羔羊4000只,2020年突飞猛进,增加到3.7万只。
山西援疆前指临时党委副书记、副总指挥、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党委副书记、副师长李志松不止一次对我讲:“我们的援疆干部不论是行政岗位还是技术人员,都是带着一片真心来援疆,都能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都能找到用武之地。”
他们不计个人得失
我们7月底到新疆采访,正赶上第四批援疆干部圆满完成援疆任务,8月7日即将返程。见到家乡来的记者,他们分外高兴。
问起这三年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是怎么熬过来的?大家都一笑了之,说没有什么。但他们的笑容背后,分明隐藏着各自的艰辛。
据我所知,好些在兵团农场工作的同志,包括副场长们,刚来新疆,单位没有食堂,只能自己做饭吃。大家一致反映,新疆的饮食习惯与山西有很大差异,好长时间难以适应。
此行,我们见到了兵团六师102团的曹晓冬、103团的王朝伟,他们是来自太原市的援疆干部,曹晓冬是太原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朝伟是团市委副书记,都是副处级干部。来到新疆,他们都挂着党委常委、副场长的头衔,但却属于单枪匹马,孤军奋战。
他们和我讲,一个人做饭很难,做多了老吃剩饭,而且工作忙起来,也没有功夫做。曹晓冬说他刚开始,为了节省时间,做一次饭能吃三顿,后来干脆不做了;王朝伟则表示,很少开灶,一天只吃两顿饭,都在饭店吃。“按理讲,我们每个月都有四千多元的援疆补助,但除了吃饭开支,所剩无几。”王朝伟说。
难以适应的还有新疆的气候。昌吉州属典型大陆性干旱气候,降水量少,气候干燥,夏季炎热,冬季寒冷而又漫长。
“新疆一年的蒸发量500多毫米,而降水量不足50毫米,气候干燥得很,即使山西人也很难适应,经常上火、流鼻血。”昌吉州纪委副书记王映福对我讲。
“从10月份就进入冬季了,冬天冷得要命,最低气温达到零下四五十度。”在兵团十二师二二二团采访,来自长治的一位援疆干部回忆,一次他们团长晚上加班到凌晨两点,回到小区,门锁被冻住了,怎么也打不开,只好又步行数公里,到办公室沙发上睡了一觉。他们说,冬天哪里也去不了,只能“抱团取暖”。每到周末,大家聚在一起编排节目,唱歌跳舞,然后亲自下厨做饭。“大家很开心的,三年过来,处得像兄弟姐妹。”被大家称作“团长”的艾良对我讲。
而在距离六师最远的北塔山农场担任党委常委、副场长的贾翀矛则远没有艾良他们过得“滋润”。来自晋中的贾翀矛,天生过单身的命,结婚14年,有6年和妻子两地分居,2017年刚结束两地生活的他,第二年便加入援疆队伍,开始了新的两地生活,只是这次走得更远。援疆干部们一致反映,要说六师管辖的农场,北塔山的条件最艰苦,地处中蒙边境,路途遥远,气候恶劣,即使夏天,出门也得备上一件棉大衣。那里的居民93%是哈萨克族,语言不通,饮食习惯与内地截然不同,贾翀矛在北塔山三年时间,硬是克服了气候关、饮食关、语言关,为牧民办了不少好事实事,据了解,2020年完成的北塔山牧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使得广大牧民彻底告别了祖祖辈辈吃苦涩的“六味地黄丸中药水”的历史。贾翀矛告诉我,所谓的“六味地黄丸中药水”,是雨水或雪融水从山坡上流下,冲刷满山遍野的牲畜和野兽粪便形成的,气味难闻,又不卫生。
总指挥丁永平对我讲,考虑到援疆干部人才离家在外,工作很辛苦,每年春节有一个月的假期。此外,家属们每年也有45天的探亲“福利”。
“但对于个别援疆干部,由于工作繁忙,这些假期和‘福利’根本享受不到。”丁永平说。
“2019年至2020年,整整一年半没有回过山西。”在六运湖农场采访时,齐雷对我讲,2020年春节临近,他脱不开身,本来安排妻子来新疆和他一起过年,妻子已经上了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但由于疫情形势严峻,他接到上级紧急通知,一个电话过去,妻子立刻下了飞机,返回朔州。齐雷看似平静的讲述中分明带着些许遗憾。
而太原市的王朝伟则是另外一番遭遇。去年7月份,妻子带孩子到新疆看他,刚落地先隔离七天,两天后乌鲁木齐疫情暴发,他们又一次隔离,妻子和孩子呆在宿舍,他呆在办公室,过了一个多月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如果说对于家庭的缺憾也许能够用时间来弥补,那么当年事已高的父母遭遇不测,自己却毫不知情,或爱莫能助,不能在床前尽孝,则留下的就是深深的遗憾和自责。
在102团,太原市政协的曹晓冬说起他2018年11月份第一次回太原,得知年近七旬的母亲骑自行车与人相撞,已卧床20多天,怕影响他的工作,不敢让他知道时,眼眶里闪着点点泪花。
来自山西省农科院玉米所、在六师农科所担任副所长的陈喜明谈到自己2018年赴疆一个月后,父亲检查出肺癌,手术后父亲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话语突然停滞,一言不发。
我相信,每一位援疆干部人才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只是没有打开话匣子。
在新疆逗留短短10天,我们收获了许多许多,每天起早贪黑,早出晚归,为的是能够多采访一位援疆干部人才,听听他们的讲述和心里话,我知道,他们翘首以待,等着我们的到来,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倾述,面对我们这群特殊的听众。
感人的故事实在太多,举不胜举,正如人民日报山西分社记者乔栋所言,每一位援疆干部人才背后都能挖掘出非常感人的故事,值得我们大写特写。
责任编辑: 陈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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