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Battle：课后延时服务应该由谁提供？——校长云聚第六届教博会卫星会议 在线辩论赛圆满举办

第六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以下简称“教博会”）首期卫星会议系列活动在云端圆满举办，其中一场别开生面的线上辩论赛备受瞩目。这场题为“提供课后延时服务，主要应该依靠社会力量还是依靠学校力量？”的线上辩论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和上海市静安真爱梦想教育进修学院联合发起，由上海静安真爱梦想教师进修学院主策划，从“小切口”讨论课后延时服务会给校内外教育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变化，引发大家再度思考“双减”政策背后的改革深意。

本场辩论分为正反方发言、自由辩论、双方总结陈词、嘉宾点评四个环节。4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梦想校长”担任本次辩论赛的辩手。正方的辩题为“提供课后延时服务，主要应依靠学校力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魏风小学凌建红校长和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县第四小学的肖萍校长为正方辩手。反方的辩题为“提供课后延时服务，主要应依靠社会力量”，辩手分别是来自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第四小学的三郎斯基校长和来自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创新实验学校的叶志青校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和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潘江雪担任点评嘉宾。主持人由上海市静安真爱梦想教育进修学院副理事长韦玲担任。

主持人开场之后，双方首轮对阵就进入了紧张而激烈的节奏。

正方一辩凌建红校长开篇立论，课后延时服务是国家“双减”政策之下学校教育“提质”的具体行动目标，回应教育部“要充分发挥中小学校课后服务主渠道作用”，旗帜鲜明地指出课后延时服务主责在学校、管理主体在学校；她又从课后延时服务的属性强调，学校在国家课程与课后服务内容（作业辅导、社团活动、兴趣培养、心理咨询等）中的强链接作用，以及学校对学生的学情掌握、针对性辅导、学生安全管理的天然职能。

反方一辩叶志青校长针锋相对，从课后延时服务“经费来源需要社会化、服务人员供给需要市场化、课程提供需要多元化”的角度，抓住正方立论中的盲点，提出提供课后延时服务主要应该依靠社会力量。

正方二辩肖萍校长早有准备，力陈社会力量参与课后延时服务的各种弊端，强调了学校在落实课后延时服务方面的优势。学校是实现“学生全覆盖”的实施主体，是“五育并举”的实现主体；在管理上有长期可持续性的特性；在师资水平和政治觉悟上有保障；作业辅导有衔接和针对性等等。最后，她在消除家长焦虑、实现教育公平、最大化保证全体学生身心健康方面再次强化学校的主体优势。

虽然是在线辩论，但激辩的氛围迅速升温。三郎斯基校长作为反方二辩毫不示弱，批驳正方论述中的偏颇之处，她认为只谈学校或社会机构的师资条件、场地、设备的保障而忽略课后延时服务的对象——学生，仅以人力物力为中心点来阐述课后延时服务的落实存在偏颇。课后延时服务的主体是学生，需要考虑课后延时服务的最终作用是服务于学生的长远全面发展。以学生为出发点，三郎斯基校长指出课后延时服务最终需要关注学生发展的最大可能性，仅靠来自学校自身的力量是否是实现学生能力发展的最有利方式？她介绍了藏区的学校依旧存在教师队伍结构性缺编的现状。从为学生发展提供最优化选择来看，藏区学校的课程门类、课程的专业化师资、师资的稳定性方面也面临很大挑战。从学生能力培养的深度延展来看，她强调课后延时服务是国家课程的延伸和补充，一方面教师如果不能把握好这两者的区别，可能会导致教学的单一；另一方面，基于学生兴趣爱好能力的拓展性培养，仅凭学校力量难以与社会教育资源深度融合。她以藏区学校进行课后延时服务需要最大化结合学校文化特色和地方特色为例，说明了学校服务的有限性。三郎斯基校长的举例虽带有地域特性，但直击课后延时服务的本质，紧扣学校的局限性，让大家了解到在课后延时服务中，社会力量能发挥的弥补作用和优势功能。

接下来，进入扣人心弦的自由辩论阶段，正反方队伍更是慷慨激昂，气势如虹。正方二辩肖萍校长再攻对方的论述漏洞，质疑反方二辩：“课后延时服务要实现学生全覆盖，社会力量中能提供服务的教师的占比有多少？社会力量提供服务的管理、准入、评估由谁来执行？”反方二辩三郎斯基校长从辩题的“主要”一词入手，强调课后延时服务不在数量而在质量，强调社会力量“能满足服务的宽度、广度、深度”，以此诠释其“主要力量”的地位，她机智地扭转争锋点，获得直播平台观众的频频点赞。

反方一辩叶志青校长分享了深圳课后延时服务经费分配政策，他提到深圳向社会采购课后延时服务的占比是60％。他接着反问来自中西部的两位正方校长：“如果学校没有提供给教师课后延时服务经费，课后延时服务能否开展好？”正方一辩凌建红校长沉稳应变，她强调课后延时服务是在放学后，已有国家政策出台的经费以及来自学生家长缴纳的费用，在这个保障机制下，学校更应该坚持育人主阵地不动摇，由此还提到过多社会力量的介入，在资本的市场化运作之下可能出现教材风险、师资风险、舆论管控风险等。

待正方一辩正要发起“反攻”时，主持人提示活动即将进入双方总结陈词阶段。正方表示只有依靠学校力量，才可能最有效、最大化去解决课后延时服务中的统筹管理、质量监管、场地使用、资源配置、课程开设、安全保障等问题。可以允许一些必要的社会力量介入，但是教育的主阵地是不能动摇的，一定是在学校的统筹管理、监管、共管共建的基础下达到的共治。反方再次强调课后延时服务的主体是学生，提供服务的社会群体是多元的，经费来源核算是社会化的。从共建共治的角度，反方认为其他社会力量要明显高于学校老师的力量，这样才能更好推动学校课后延时服务做实，从长远发展质量来看，一定要引入市场竞争淘汰机制才能将课后延时服务做优。

辩论环节结束后，主办方在直播平台发布了投票链接，邀请观众对正方和反方进行在线投票。

在投票过程中，主持人邀请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和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潘江雪对正反方的发言做了精彩点评和总结。

刘坚院长首先肯定了辩题选取的巧妙和正当其时，“双减”政策引发全社会关注，发达地区和非发达地区的学校都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他提出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达60年之久的一个研究发现，就是孩子的成长离不开“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在孩子自身，三分之一在学校，还有三分之一在家庭和社区”。刘坚院长所带领的团队在全国开展持续了18年的大规模跟踪调研，调研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发现。进而他提出三个呼吁：首先，教育从长远看是一个社会问题，要满足孩子成长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合力；其次，在全球疫情蔓延、国际环境日趋紧张的背景下，党中央依然要强力推行“双减”，背后的深意值得追问。中国的基础教育在建国70年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学生们的知识系统性、解题能力的熟练度得到国际认可，北京、上海、浙江的学生参加PISA测试也有良好的成绩表现，但这是不是表明中国的基础教育就是全球第一了？成绩第一，是不是意味着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性、社会责任感等就真的全球第一了？如何把人力资源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强国，中国的基础教育该如何支撑我们国家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最后，他呼吁这个话题的讨论值得进一步持续进行，希望全社会能共同思考“双减”到底意味着什么？“双减”绝不是课后延时服务、作业设计和布置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真正让孩子们有全面健康地发展、关系到民族复兴伟大道路的问题。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潘江雪提出，很多省份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前，已经开始做课后延时服务。她基于四位校长的发言，结合各地现有的做法，将课后延时服务归结为三种运营模式。第一种是市场经济模式，像广东这样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课后延时服务由政府主导，学校引入第三方机构（社会力量），部分费用由家长来承担。第二种是偏计划经济模式，有的以学校为主责、整合校内资源（有的学校引入志愿者团队）来实施课后三点半服务，如山西运城；有些费用的承担主体或是地方教育局或是地方财政，像北京、上海等财力比较好的地区就采取了这种方式。第三种是混合市场模式，学校整合资源，内容由社会力量来提供。

潘江雪认为，没有哪一种方式能适应中国这么广袤的地区。完全由财政包干，一年、两年依靠政府的转移支付足以支撑下来，但是如果变成可持续的方式，很大概率上也只有部分有财力的地区才能实施。从课后延时服务开展的持久性来看，学校经费承担和教师专业成长的诉求都将面临极大的考验。

因此，潘江雪再次呼吁，希望大家思考课后延时服务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国家用普惠的方式让孩子们去享受更丰富的教育内容，这个丰富的内容可能也需要学校开放校门，让社会力量进入其中，帮助学校共同承担一些教书育人的责任，同时减轻家庭的负担。她相信在未来加强校外培训监管逐渐形成规范之后，在课后延时服务领域会形成一个校内校外、政府和市场相互配合的、比较健康的教育体系，学校提供的可能是场地以及一些基础的托管服务，校外社会力量可能会带来一些有特色的服务，加强这样的合作也许是未来可以期待的一种趋势。

两位嘉宾从对辩论的点评引申到对“双减”政策带来的校内外教育格局变革调整的深入思考，将课内教书育人和课后延时服务的话题与基础教育未来的发展改革路向紧密相连，再次提升了辩题的讨论高度。

最后，主持人韦玲宣布了观众投票的结果，反方的两位校长最终获胜。至此，第六届教博会卫星会议本场辩论赛在全员在线视频合影中圆满结束。

此次活动聚焦“双减”政策下课后延时服务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为学校提供了很好的发声平台。来自全国不同区域的校长辩手们，以各自独到的观点和独特的地域教育特色为观众们带来对政策落地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实践感受和理性思考，双方辩手直击现实教育问题和痛点，唇枪舌战，妙语连珠，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思想碰撞和思辨盛宴。（文／秦红宇 姜丽丽）

责任编辑: 卢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