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闵庆文：让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古老农耕文明赋能乡村振兴

　　无论是那棵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红枣树，还是那些鱼戏于稻的金黄河湾，抑或是那些堪称大地雕刻艺术的山地梯田，对于生活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人们来说，丰收不仅是一轮春种秋收的归仓，还是悠久年月投来的荣光。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15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1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但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的闵庆文认为，现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国内许多人的认知里，仍仅停留在传统农业生产或历史文化遗存的层面，缺乏系统性认识与多元化考量。在年轻劳动力流出、空心化程度加剧的环境下，我们应怎样看待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些古老的农耕文明能否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新的生机？为此，新京报记者专访了闵庆文。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闵庆文。受访者供图

　　为什么翻译成“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新京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由“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翻译过来的，但这组词并没有“culture”这个单词，翻译成这样的中文名称，基于学者们怎样的考虑？

　　闵庆文：目前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在科技文献和有关新闻报道中有时也出现了不同的名称，甚至有人认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只不过是国内一些学者想当然的误译”。

　　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个词汇的来源。这一词汇最早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2年提出的，最初的英文是“Globally-important Ingenious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简写为“GIAHS”，当时中文翻译为“全球重要的农业遗产系统”。考虑到这一概念的完整内涵、“Ingenious”的含义及中文表达的习惯，我们将中文修改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加了“文化”，一方面是因为“Ingenious”有“独创性的、精巧的”含义，二是正如GIAHS概念提出者、联合国粮农组织原官员Parviz KoohafKan先生所解释的那样，“Agriculture”本身就是“culture”的一种。2008年后，“Globally-important Ingenious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改为了“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简写依然为“GIAHS”。

　　日本将GIAHS译为“世界农业遗产”，我们有时也将其简称为“世界农业遗产”，但我认为还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更好些。因为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是具有“全球重要性”的，融经济、生态、技术、文化、景观于一体的“活态”遗产，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遗址、遗迹或遗存。

　　相比文化遗产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有什么特性

　　新京报：从名称上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农业遗产、文化遗产有重叠、相似的部分，其自身的特点是什么？

　　闵庆文：前面说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具有全球重要性，融经济、生态、技术、文化、景观于一体的“活态”遗产。与农业遗址等不同，如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高地省的库克早期农业遗址，因其见证了7000多年前人类由植物采集向耕种转变的技术跨越，2008年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果非要对比，更接近（农业类型的）文化景观，例如位于我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哈尼梯田”，2010年以“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名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3年以“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名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具有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包括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重特征的“系统性遗产”，具有活态性、动态性、适应性、复合性、战略性、多功能性、可持续性和濒危性等典型特征。其中活态性就表现为，这类遗产必须是有人参与、至今仍在使用而且具有较强的生产与生态功能的农业生产系统，其直接的农产品和间接的生态与文化服务依然是农民生计保障和乡村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

　　我们将FAO关于GIAHS的定义翻译为：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从这个定义也可以看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而不只是这一系统的某一个“要素”，在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吴瑜